他的结婚六十年

“1960年8月6日是我俩结婚的日子。弹指一挥间，六十年过去了。结婚是人生中一件大事，结了婚就意味着成家了。”回忆往昔，离休教师余鸿鲁如数家珍，娓娓而谈。

余老1929年出生在清江浦，早年在上海参加革命。1956年进入复旦大学读书学习，学制5年。1960年，经老家熟人介绍，余老与现在的妻子定了婚姻。当年他们利用暑假期间，选定日子，到民政部门领取结婚证。当时他爱人什么都没要，只身从苏北来到上海，余老连一件衣服都没有送给她，更不用谈什么贵重礼品。他们凭证到有关商店买糖果和结婚用品，如枕头、蓆子等。那时都凭证供应，物品很紧张。

他们没有举行结婚仪式，在上海家里结婚，向亲戚借了一张床。结婚那天，弄了两桌简单的菜，荤菜是用票买的罐头食品，招待大学同学和亲戚。他们拍了照片留念。当时有同学愿意借钱给余老，他没有接受，怕以后日子不好过，借债容易还债难。

余老爱人出生在淮安板闸，结婚前家庭条件差，从小吃过苦，很知道过日子持家，打草鞋、织袜子、织毛巾、割草、种菜样样都会干，有点钱就去买米、买油等生活用品，从不乱花一分钱。经济条件是基础，1961年余老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，他每月负担继母生活费10元，自己生活费25元，寄给妻子30元。妻子在农村工作，她勤于持家，一切从简，他们从每月仅五元钱开始零存整取储蓄。他们先后生了两个孩子，妻子既要工作，又要抚养孩子，很辛苦，余老在上海无法帮忙，始终感到内疚。有一次大孩子夜里生病，妻子请了一位农民兄弟抱着孩子，从黄码乘小筏子过两条运河，赶到县城医院，妻子紧张得很，到了医院，待小孩子大便以后，病没有了，虚惊一场，原来儿子吃山芋过多导致消化不良。自那次以后，妻子由于受到惊吓，食欲有所下降。

余老妻子很能干，针线活是她拿手好戏，会做衣服，会织毛线衣，1967年，余老在上海买了一台缝纫机头，连同裁衣样片，带回淮安，妻子学会使用以后，大人小孩的衣服，都是自剪自做，补衣服十分方便，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

在分居两地的日子里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家庭负担的重担全落在妻子一个人的肩上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是他们最苦、最累的岁月。运动不断，物质贫乏，经济条件很差，妻子工作是早学习、晚办公，可以说是没有时间处理家务，只有起早摸黑，冬季天没亮就起床了，要做很多的事，下河边洗衣服，引火生炉子，忙着给小孩子穿衣服，赶在7时前到校参加政治学习，利用下课空隙，上街买点菜。有时听说煤到了，赶快找一付扁担去供销社挑煤，等到星期日，做煤饼。晚上还要给余老、小孩子做衣服。因为超负荷劳累，妻子患了美尼尔氏综合症，有时会突然晕倒，身体虚弱得很。长年来，她有个好的习惯，就是勤于料理家务，爱好清洁卫生，房间里每天打扫得干净明亮，受到大家一致称赞。

人生道路不会是平平坦坦，一帆风顺，总会遇到坎坎坷坷。夫妻相互鼓励、支持，极为重要。余老妻子在1957年，经过考试合格，被批准为公办教师，分在黄码小学工作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淮安实施“下放”政策，余老妻子被下放到农村，由城镇户口改为农村户口，成为民办教师。余老知道消息以后，一方面安慰妻子，以服从大局、解决国家困难为重，努力工作，以后会收回的；另一方面他写信向中共华东局诉求。后来淮安宣传部把他妻子的户口恢复为城市户口，安排到家乡板闸小学当了民办教师。她感觉政治上抬不起头，低人一等，经济上工资低，只有22元，还不能按月发，没有公费医疗待遇。余老每月寄钱回来，不断写信安慰她。一直到1980年，国家吸收了一批老民办教师转正，她才恢复为公办教师。

“文革”时期，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，不断革命，斗私批修。六十年代末，很多地方搞上山下乡，上海搞“四个面向”,即：“面向农村、面向工矿、面向边疆、面向基层”，工宣队、军宣队动员干部职工继续革命，自愿打报告到黑龙江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革命！在那个不断革命的年代，余老也打报告要求去黑龙江。他将此事写信告诉妻子，她回信给余老说，“你到黑龙江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最后，复旦大学革委会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，把余老下放到南京“9424”厂，即梅山钢铁厂当退火炉工，临行前，给他戴大红花，配上“光荣革命”、“工人阶级知识分子”的桂冠。他想，自己去南京工作，全家分三个地方，继母住上海，他住南京，妻、儿在淮安，何时才能团聚在一起？而且妻子在苏北，想调到南京，政策上不允许，他不能将家庭重担落在妻子一人身上，回苏北是最好的选择。妻子得知这一情况后，不支持他的想法，认为他在淮安人生地不熟，难以开展工作。余老考虑了很久，还是向上海市高教局提出去周总理家乡从事教育工作的请求。高教局领导十分理解他的想法，同意了他的需求，请复旦大学出商调函与淮安联系，一个月后，淮安同意接收。1970年8月27日余老办好一切手续，依依不舍离开了复旦，回到淮安，开启了新的征程。

时光荏苒，他们一起度过了60个春秋，抚今追昔，余老感慨万千！60年来，他们没有虚度年华，工作总是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日子过得很紧张、很艰苦，但改革开放后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过得很幸福。余老离休以后，更是得到党和政府各方面的照顾和关怀。2015年，老伴不慎跌跤，股骨骨裂，经过休养后已能行走。他们相敬如宾，经常手挽手散步在育才路和九升国际广场周围。他和老伴互相提醒，要“知足常乐”，以“健康第一”要求自己，注意保护身体，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。（淮安区委老干部局   蒋金顺）

编辑：王世红